对于省级官员的晋升模式有学者的实证研究指出同质性（homophily)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质性也就是所谓的同乡、同学、同事关系。

应该说，上述针对南海断续线含义的各种学说，基本反映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菲律宾于1972年1月18日作出了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但其对与海洋管辖权和对陆地领土有关的争端作了保留。

东汉杨孚《异物志》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在依据《公约》确立第一类海域后，中国可依据历史性权利在剩余的海域主张特殊水域。我国自1996年批准《公约》以来，一直未选择《公约》第287条规定的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方法。主要体现在：东盟一些国家缺乏实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治意愿，难以启动;又无现实利益需要，因为东盟一些国家已大力地开发了南海的资源;加上南海争议涉及多方、特别是争议海域难以界定，存在操作上的困难，所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或方针遭遇冷落，并未受到尊重。对于岛礁领土争议问题，从国际法院的实践看，已形成了一项具有优先顺序的三重性分级判案规则，具体为条约优先适用，然后考虑占有，最后适用有效控制理论;也出现了有效控制效力大于原始权利，意在削弱历史性权利，凸显有效控制效力的倾向。

为此，我国可根据直线基线的方法适时宣布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并运用群岛基线制度明确管辖海域范围，以确保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利益。其实，越南历史图籍中的黄沙、长沙都是越南近海中的一些岛屿、沙滩，与我国所称的西沙、南沙群岛毫无关系。这两种义务可能有所重叠，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两个机关不能同时履行各自的职责。

[英]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看，行政行为——即使是只存在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双方主体的行政行为——无一存在社会因素空场，也就是说，无一不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根据环保署的说法，对汽车尾气排放的单边调控会削弱总统在多边谈判中说服某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88]相反，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则会形成公共决策的另一种风险。

在此情形下，科学共同体在司法审查程序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See Daniel B. Rodriguez, Of Gift Horses and Great Expectations: Remands Without Vacatur in Administrative Law,36 ARIZ. ST. L.J.599,600(2004). [68]有学者认为，不撤销而发回重作是介于普通的撤销行政决定发回重作之判决和维持行政行为之判决之间的一种判决形式。

[73]曼哈顿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印证了贝尔纳的断言。受这种监管俘获理论（Regulatory Capture Theory）的影响，很多法官对行政机关抱有司法怀疑主义（judicial skepticism）的态度。基于对行政机关的怀疑和不信任，法院进行的严格检视之审查比传统的遵从性的审查标准要更为仔细、挑剔（searching and skeptical）。特别是，虽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拥有广泛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没有扩展到可以拒绝执行国内法律……环保署也不能通过指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并认定它因此当下最好不作出管制而免去其法定义务。

[72]这段评论揭示出合理的行政决策过程应当包含的两项重要内容：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和保障广泛的公众参与。环保署负责保护公众健康（health）和福利（welfare），这种法定义务完全独立于交通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职责。这是因为，法院无法明白行政机关是否真正审查了某个问题的重要方面，除非法院充分了解该问题。[79] See Gary Lawson, Federal Administrative Law, Thomson Reuters,631(2009). [80]对于常规科学，不难发现，即使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也很难进行充分的交流。

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结成了一种新型的非同寻常的合伙关系（a new form of uneasy partnership），当其中一方被赋予决策者的角色时，另一方行使审查的权力。过去，科学是在高度确定性的知识基础上进行的解谜活动。

无论是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显失公正还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的明显不当，虽然待审查的对象属于合理性问题，学界却总是尽力将其往合法性审查的模式上靠，并将其归入合法性审查的范畴，[91]从而使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以合法性审查为主、以合理性审查为辅的司法审查格局难以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33]由于合理性审查只要求证明某种可允许的目标和达成该目标所选择的手段之间存在最低程度的可能的联系（a minimally plausible connection），专断、反复无常标准不太可能强化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参见甘培忠：《企业与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七版，第269页。这种方法的提倡者有理由认为，法院可以通过要求行政机关运用使受到影响的个人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全面的程序（extensive procedures）来改善行政机关的决策。环保署由于某些剩余不确定性而宁愿选择不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制，二者之间是没有相关性的……简言之，对于拒绝确定温室气体是否造成了或者影响了气候变化，环保署没有提供理由充分的解释（reasoned explanation）。对于第二点理由，由大法官史蒂文斯（Justice Stevens）撰写的判决书声称：尽管我们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权力评估环保署的这些政策判断，但是，它们显然与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影响气候变化没有关系，更不用说它们是拒绝作出科学判断的合理的理由了。[90] 然而，由于缺少适当的司法审查方法，以及观念上的裹足不前，我国的行政诉讼一直在合法性审查的圈子里打转。有学者指出，在当下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许可过程中，依然采取传统的专家委员会内部咨询模式，在委员遴选、利益回避等方面都缺乏清晰的规定，尤其是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被刻意排除在外。

通常，如果行政机关根据国会无意使之考虑的因素，完全没有考虑问题的重要方面，对其决定所提供的解释与摆在其面前的证据相左，或者行政决定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不能归结为行政专家观点的不同，那么，这样的行政行为就是专断、反复无常的……[46] 从这段论述可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运用严格检视标准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并没有完全脱离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法规定的专断、反复无常标准作出了新的解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用严格检视标准取代了传统的遵从性标准。科学不再源于抽象的好奇心或者工业的需求，而产生于那些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风险巨大而又时间紧迫的问题。

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6条的全部内容来看，除了该条第2款第4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审查标准之外，可以适用于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行政决策的司法审查标准似乎只有该条第2款第1项了。尽管他们不能批评官方科学家所作的技术性深奥的测量，但是，他们完全有能力评价科学家在每个阶段的方法和解释。

扩大的同行共同体不仅将科学决策质量保证人的角色从传统的技术专家共同体拓展到所有合法的利益相关方，而且还通过允许使用那些包含传闻证据和地方性知识的扩大的事实来积极发展纳入社会价值的科学决策程序。（一）完善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体系 不难理解，在现代法治国家由重视形式主义法治日益向重视实质主义法治转变的过程中，司法审查当然不能仅仅满足、停留于合法性审查的层面，而应当在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性审查。

它并非源于对行政机关的高度怀疑，而是源于司法审查的内在需要。（二）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专断、反复无常标准及其适用之变化 由于科学不确定性问题无法纳入事实认定的简单范畴，[31]适用于一般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在遇到科学不确定性问题时常常无用武之地。See John G. Roberts, What Makes the D.C. Circuit Different? A Historical Review,92 Virginia Law Review 375(2006). [41] 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v. Volpe,401 U.S.402,415,417(1971). [42] Klepppe v. Sierra Club,427 U.S.390,411 n.21(1976);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 Morton,458 F.2d 827(D.C. Cir.1972). [43]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v.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463 U.S.29(1983); Massachusetts v. EPA,549 U.S.497(2007). [44] Vermont Yankee,435 U.S.519(1978); See Patrick M. Garry, Judicial Review and theHard LookDoctrine,7 Nevada Law Journal 151(2006). [45] State Farm,463 U.S.43(1983). [46] State Farm,463 U.S. at 43. [47] Notes：Rationalizing Hard Look Review After the Fact,122 HARVARD LAW REVIEW 1914(2009). [48]美国《清洁空气法》规定：当主管机关判断源于任何类型的新机动车辆或者新机动车辆之引擎的任何空气污染物（any air pollutant）会造成或者导致可以合理地认为危害公共健康或者福利的空气污染时，应当根据本条款以规章形式规定（并及时修正）可适用于这类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事实上，常规科学中也有不确定性，但其不确定性能够以概率的方式揭示，并采取相关措施加以防范。

[76]同前注[19]，于爽文。[65]因而，法院有能力审查处理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行政案件。

[34] 考虑到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出台时弥漫着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社会）情绪（technocratic sentiment），毫不奇怪，专断、反复无常标准最初的适用是相当宽松的。[4]参见赵正国：《科学的不确定性与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改进》，《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比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第706条复审范围是关于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定，该条第2款第5项所规定的针对事实问题而可普遍适用的实质性证据标准（substantial evidence test）就无法适用于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行政决策。更关键的是，从常规科学向后常规科学的转型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常态化。

See Stephanie Tai, Uncertainty About Uncertainty: The Impact of Judicial Decisions on Assess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11 U. Pa. J. Const. L.714. [65]关于严格检视的成本信号理论（a costly signaling theory），参见Matthew C. Stephenson, A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ofHard LookJudicial Review,58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754(2006); see also Notes: Rationalizing Hard Look Review After the Fact,122 HARVARD LAW REVIEW 1927(2009)。因为，法院在宣布这样的行政行为因专断、反复无常而无效时，既产生制度合法性（institutional legitimacy）问题也产生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ompetence）的问题。[22] （三）科学不确定性问题的司法审查之困境 无疑，大多数法官都只是法律专家而缺少在科学、经济或者政策分析方面的经验。[52] 三、严格检视之审查的本质：过程性审查 在了解了严格检视标准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严格检视标准的本质，即严格检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审查方法。

[10]量子力学上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之猫（Schr?dinger's Cat）——死-活的叠加态——把微观粒子和猫相连接，进而提出了宏观世界的不确定性问题，并引发了是否存在平行世界（parallel universes）的疑问和争论。[49]鉴于这种剩余不确定性（residual uncertainty，即经过充分分析仍然无法彻底理清的不确定因素），环保署认为，管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不明智的。

[21]参见前注[19]，陈玲、薛澜、赵静、林泽梁文。不过，如果行政机关没有逃避这种重要任务，法院就需要自我抑制而确认行政决定，即使法院自身会作出不同的认定或者采纳不同的标准。

如果终止产业界和政府那些直接和间接的资助，科学的地位很快就会沦落到中世纪的水平。这一点对于后常规科学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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